崖山之后究竟还有没有中华广东新会一日游-车讯网

　　【车讯网报道】崖山之后再无中华。这句话传说了很久。究竟是不是这样，不同的人，有着不同的理解。借着出差广州的机会，用了一天时间，花费235.5元，到崖山转了一圈，亲眼看了看宋朝画上句号的地方。

　　崖山位于广州南侧130公里的地方，在新会区古井镇的地界上。新会原来是个市，后来划入江门市，降为江门市下面的一个区。它与广州之间，有城际列车，50分钟车程。不过，新会车站距崖山还有将近40公里，有公交车，车程1.5小时左右，中途经过梁启超故居。所以，把崖山与梁启超故居并在一起，是个很不错的一日游。时间充裕的话，新会市区有座孔庙，叫新会学宫，也值得一览。

　　北宋被金朝消灭后，赵氏皇族跑到杭州，建立南宋。过了100多年，到了南宋第7个皇帝时，蒙古军进攻杭州，此时皇帝只有5岁，垂帘听政的太后宣布投降——历史往往颇为有趣，当年赵匡胤趁着后周统治者孤儿寡母，夺权建立宋朝，300年后，宋朝首都丢失在孤儿寡母手中。与后周略有不同的是，大臣们把皇帝的2个兄弟，送出杭州，一路南下，让南宋又延长了3年寿命。

　　上图中的红线，是南宋朝廷逃跑路线，蓝线为蒙古军追击路线——太后宣布投降后，残余势力南逃，先是福建，然后是广东，最终落脚在崖山。当时的崖山是个岛（下图），蒙古军追击到这里，击败了宋军，宋朝从此彻底灭亡。这场战斗称为崖山海战。蒙古军的主将张弘范，事后命人在山壁上刻下：“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”。这块石刻后来据说是因为疏通航道被清除了。

　　广州南站到新会的火车班次很多，大概每小时都有。不过，新会火车站与新会汽车站并不在一起，之间有2.5公里的距离，出站后有公交车，上车投币2块钱，5分钟后抵达新会汽车总站。崖山历史遗迹位于官冲村，需要乘坐210路公交车（发车时间0705、0755、0845、0935、1050、1150、1245、1335、1425等），到官冲的票价是8.5元，全程32公里。发车后，行驶15公里时，途经一座桥，跨过它，便进入崖山岛。只不过，今天的崖山，已经看不出是个岛了。

　　经过古井镇后11公里，抵达官冲村。公路边上有座大门：“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”，门票30元。进门后，首先有个演播室，循环播放一部反映那场海战的纪录片。

　　继续往里走，围着一个山丘绕行半圈，来到真正值得游览的地方——慈元庙。这庙原本的正门就在大殿前，紧靠着官冲村，朝向银洲湖，后来为了开发旅游，扩大景区范围，把大门弄到公路边上去了。

　　据说，南宋小朝廷逃难至此，修建了行宫。明朝时，在昔日的遗址上修建了慈元庙。但原建筑已毁，如今看到的殿堂，都是前些年新建的，新建时，更名为崖山祠，并由前国家主席题写匾额。

　　慈元庙大殿所在地，据说就是南宋小朝廷的行宫正殿——慈元殿。建成慈元庙后，专门用于供奉杨太后，旁边还建了座大忠祠，供奉着南宋末期忠心耿耿的三位大臣。

　　杨太后是南宋第6个皇帝的妃子，叫杨淑妃。第7个皇帝幼年登基后，谢太后垂帘听政，杨淑妃升级皇太妃。蒙古军兵临城下时，太后率百官投降。这位皇太妃带着皇帝的2个兄弟，南下福建广东，史称“二王南迁”，由于这两位皇子先后都成为皇帝，其中有一个还是她的亲生，因而被尊为皇太后

　　崖山海战结束后，杨太后感到绝望，便自杀了。臣子张世杰将其安葬在行宫附近。

　　慈元庙南侧四五百米的地方，有座长安村，村子东头，便是杨太后陵，虽然号称陵，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墓地。

　　慈元庙的偏殿是大忠祠，供奉着宋末三杰：张世杰、文天祥、陆秀夫。张世杰是个武将，崖山海战之后，他安葬了太后，乘船南逃，不久遇风浪坠海而死。陆秀夫是个文臣，崖山海战失败后，他背着年幼的皇帝，跳海殉国。文天祥则在此之前就已被蒙军俘获，最后死在北京。

　　南宋共有9个皇帝，最后一个在首都杭州（当时叫临安）登基的，是第7个皇帝，退位后的他，被蒙古人送到西藏出家为僧，在寺院里生活了几十年，虽然再也没能回到中原，但也算是善终了。在他之后继承皇位的，是7岁的哥哥——宋端宗。不过，在位2年就死了。

　　紧接着登基的，是6岁的弟弟——宋怀宗。这位皇帝在位大概只有10个月，便遇上了崖山海战。被陆秀夫背着跳海后，传说遗体最终漂到了珠江北岸的深圳赤湾，赵氏后人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少帝陵。

　　第2进院落里的殿堂，是昔日行宫里的后殿，也可能是寝宫。换句话说，有可能是杨太后与小皇帝的居所。

　　慈元庙轴线两侧，是碑廊。陈列着历代的碑刻。其中，比较珍贵的，是陈献章的慈元庙碑。陈献章是明朝时候的新会人，曾在北京国子监读书，但会试不中，遂回家乡开设学堂，是广东历史上有名的大儒。

　　寝宫之后，是高高在上的望崖楼。虽是现代仿古建筑，但登楼看景，非常不错。

　　站在楼上，脚下是刚刚一路走来的整座崖山祠。也就是南宋最后一座宫殿的所在地。南宋小朝廷逃难至此，只呆了10个月便烟消云散，估计所谓宫殿，不过是几间屋舍而已。但此处地理位置不错，面对潭江。但这段江另有个名字，叫银洲湖。宽度大概一两公里，20多公里长，可通5000吨级的海轮。

　　行宫的左手边，几公里之外是群山。江水从两山之间流过去，进入南海，所以那里称为崖门。元军两支船队中的一支，就是在那里，与南宋船队作战的。

　　买门票时，人家很热情地告诉我，此票还包含着炮台。炮台并非宋朝建筑，但所在位置，是崖山海战的发生地，不可不看。于是，回到公交车站，此时是12点25分，新会到这里是90分钟，也就是说，10点50分的车，很可能在5分钟之前刚刚过去，下一班车是11点50分发车，开到这里约13点20分，而此地距离炮台不过5公里，正常速度走，1小时能走到。反正呆在这儿也无聊，于是步行前往炮台。这段路上车辆稀少，路边有不错的人行道，途中还看到了一个古窑遗址。

　　正好1个小时，13点25分，我走到了炮台。这座炮台是清朝修建的。珠三角一带有好几座炮台，最出名的，或许是虎门的威远炮台。

　　崖门炮台景色不错，保存得也比较完整，分为上下两层，有几门清朝的火炮，遗存至今。

　　炮台处于银洲湖与南海的交界处。此处两岸均为山，形成一座天然大门。

　　元军从杭州开始，一路追击，追到这里时，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。南宋小朝廷历经磨难，终于坚持不住，在这里土崩瓦解。

　　宋朝之后，中国还有元、明、清，再往后还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为什么有人会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华呢？

　　清朝遗留的火炮，至今仍朝向南海——进攻崖山的两支元军，主力张弘范的军队，就是从这个方向杀来。这场战斗被称为海战，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，毕竟此处是银洲湖与南海的交界处。消灭宋朝的张弘范，其实是个汉人，只不过他出生的时候，家乡河北省保定，属于金国的领地，金国被蒙古国消灭时，张弘范组织家乡人自保，失败后投降，逐渐得到忽必烈的赏识，提拔成2品大员。

　　700多年前的此处，宋军不幸战败。数万将士，以及随军撤退至此的人们，合计10万人（也许是20万），大都战死或投水自尽。有人认为，这是汉族政权第一次彻底被灭。站在汉族角度，这便是亡国了。还有人认为，崖山海战之后，汉族开始被奴役，唐宋时期那种精神上的强健，比如开放、包容、自信，再也没能恢复（包括明）。从此，这个民族学会了苟且偷生、得过且过、安于现状。

　　甚至还有这样一个说法：日本人认为宋朝以后的中国，已经不再拥有正统的华夏文明，真正的华夏文明，在日本人那里。

　　于是，有人哀叹：崖山之后，再无中华。

　　那么，这种哀叹，到底有没有道理呢？

　　首先，汉族本身就是融合而成。比如，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嬴政，按照今天的标准，恐怕就不是纯正的汉族血统（这话题有争议）。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之一，它的统治者也不是纯正的汉族血统（这话题就没什么争议了，甚至有观点认为李家根本就是胡人）。何况，在唐宋之前，我国还经历过魏晋南北朝，不止一个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过或大或小的政权。与宋并列，北方有辽与金；宋之后，有元与清，这些王朝，都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且早已列入正史——二十四史。

　　其次，崖山之后，忽必烈创建的元朝，虽然是游牧民族政权，但依旧沿用了汉家文化。至今保存完整的北京国子监与孔庙，就是忽必烈继任者所建。蒙古皇帝不仅祭孔，还举办了科举考试，元朝录取进士的榜单，如今就伫立在北京孔庙的院里。

　　所以，元灭宋，不过是一次政权更迭，而这样的更迭，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。不管谁是统治者，中国还是中国。国永存，任何一个统治集团，都是过客。

　　如果说，崖山海战之后，华夏文明的精髓丧失，才是后人哀叹的根本原因。这恐怕就不好评论了。蒙古人统治期间，汉人、尤其是南方的汉人，受到的压迫也许十分悲惨。但华夏文明在崖山海战之后，是否真的荡然无存，恐怕还有疑问。唐朝与宋朝确实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，以至于有人羡慕宋朝一个卖烧饼的都能拥有房产、养得起娇妻。可那个时代的同胞们是否就真的拥有特别先进的理念，后来同胞们的种种劣迹，是否真的出于游牧民族的驯服。我有些不太相信。因为我没看到过证据。

　　不管怎么说，宋朝在崖山谢幕了。最后的两个小皇帝，先死的那个宋端宗，葬在了崖山，叫永福陵。陵在何处，至今不详。传说可能是行宫附近，乘车往回走时，路过奇石村，见到公路东侧有一片山水，按墓葬风水里形势派的观点，此处的龙与砂，看上去似乎很完美，不知会不会是永福陵的所在地。

　　看罢炮台，已是14点20分。查了一下210路的时刻表，它在南门发车时间为1230、1320、1420、1510、1605、1750。南门到炮台只需10分钟，也就是说，再过10分钟，就会有趟车路过，赶紧跑到路边，车子很准时地出现了。回程路上，与来时一样，见的最多的，一是下图这种陈皮柑普茶厂，此外，许多农户门前，也时常见到几个人坐在那，把柑皮剥下来，放在一个大平盘内晾晒——这便是陈皮，是新会的名产，叫“广陈皮”。用新会的柑，与云南的普洱茶混成加工，便是柑普茶。

　　这段路上还会经过古井镇，镇上有新会的另一大特产：烧鹅。广东许多地方都有烧鹅，都挺好吃，但传说这里的烧鹅是南宋皇宫里的御膳房厨师传下来的——崖山海战之后，这位厨师没像杨太后那样投水殉国，而是定居在了这一带，把手艺留了下来。古井镇里有条烧鹅街，据说，最棒的是“恒益”。

　　车行1小时，抵达茶坑村，站名却叫梁启超故居。下车后，远远望去，村子背靠一座不高的山，山上有座始建于明朝的塔。周围环境看上去很美。

　　茶坑村规模不小，村内景色与珠三角一带的乡村并无明显差异。但是，或许是由于它周边景色不错，比如后身的凤山，再加上这里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故乡，于是，它被评为2015中国十大最美乡村（这种评选似乎从2013年开始，每年一次）。

　　在村内比较居中的位置，是梁启超故居。故居免费开放，院内由2部分组成，左侧是故居，右侧是纪念馆。受到保护的梁启超故居共有3处：北京、天津、新会。相比之下，北京故居状况最差。

　　梁启超出生于清朝后期，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，12岁便考中秀才。随后到广州学海堂书院读书，这是当时广东最有名的学校。

　　4年后，16岁的梁启超考中举人。17岁时跑到北京参加会试，虽然没考中，但此次出门让他开阔了见识，并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与文化等书籍。不久，认识了康有为，很佩服康有为的学识，便拜他为师，跟着康有为学了4年。

　　正当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时，梁启超跟着康有为第二次来到北京，参加会试。考试结束，等着发榜的时候，传来中国向日本割地赔款的新闻。康有为在考生当中呼吁大家向朝廷请愿，要求朝廷“拒和、迁都、练兵、变法”。这么一折腾，师徒二人也就不可能期待荣登皇榜了。不过，在此期间，梁启超充分展示了他极为优秀的文笔，每日在报纸发表评论，引起广泛关注，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。

　　此后几年，梁启超一直在报社撰稿。戊戌变法时，他第三次进入北京，协助康有为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，躲了14年，直到中华民国建立，才返回北京，成为民国政府的官员。不过，梁启超从政只有5年，之后退出政坛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，直至56岁去世。

　　梁启超从20岁到40多岁，始终热衷政治，而且一直站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对立面。对于孙中山期望的共和，他的观点是，中国民众程度太低，远远不具备共和国民应有的素质，所以，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，更适合中国国情。面对孙中山的“平均地权”，他认为，这不过是个幌子，为了吸引低端人群为我所用而已（下图为梁启超家族合影，居中长者为梁启超之父）。

　　对于孙中山倡导的革命，梁启超同样持反对意见。他认为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引发下一次革命，暴力接着还是暴力，后患无穷。只有改良政治，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不过，梁启超的政治观点并未形成体系，且从政以失败告终。在生命的最后10余年，他潜心研究学问，在学术上创造出一片辉煌（下图为梁启超与大儿子梁思成、小儿子梁思永、女儿梁思顺在日本）。

　　梁启超有9个子女，最出名的，大概是梁思成。作为一名建筑学家，他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至今屹立；他开创的清华大学建筑系，硕果累累；他规划的北京总体布局，则成为东方古都永远的遗憾（下图为新中国时代的梁思成与林徽因）。

　　梁启超的其它几位子女，大都各有建树。比如，梁思永毕业于哈弗大学，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，在我国考古界有着崇高地位；梁思忠毕业于西点军校，回国后成为国军上校，遗憾的是，才过了1年多便因病去世；梁思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，是一位著名图书馆学家；梁思达是南开大学的硕士，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；最小的儿子梁思礼，是辛辛那提大学的博士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参与过多项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，是我国导弹控制系统创始人之一。（下图为大女儿梁思顺与丈夫、孩子在加拿大，她是一位诗词研究专家）。

　　梁启超故居门前，是一片池塘。显然是重新整修过的，看上去很规整。

　　附近还有一座文昌阁（亦称宏文社学），建于清朝，上面有梁启超的题字。所谓文昌，指的是文昌帝君，据说，他的职责是掌管功名禄位。

　　由于天色渐暗，没能爬上凤山，看看那座明朝的宝塔。来到汽车站，此处距新会市区9公里，有数趟公交车。等了一会儿，过去两辆，都没停，不解地问旁边的村民，这才知道人家的习俗是招手停车。学会了规矩，很快乘车来到火车站，晚餐过后，搭火车50分钟，回到广州南站。不过，下次再有机会到广州，我想陪着家人一起来，在新会至少住一晚，尝尝古井的烧鹅，逛逛宋代的孔庙，品品新会的柑普茶。